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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机“舞”起来！各地“拼开工”，经济发展添活力******
中新网2月4日电(中新财经记者 谢艺观)挖掘机铁臂高举，装载车来回穿梭，脚手架上焊光闪耀，施工人员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
春节假期结束，全国多地一大批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一幅幅热火朝天的施工场景，为地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1月31日，武汉市2023年一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现场。周钢 摄各地“拼开工”，全力以赴冲刺开门红
兔年开工第一周，最忙的地方可能要数全国各地的施工现场了。为实现一季度经济“开门红”，各地加足马力。中新财经记者注意到，近日，河南、陕西、云南等多地重点项目集中开工，吹响加速建设的“集结号”。
1月28日，春节假期后首日，河南省就迎来第七期“三个一批”项目建设活动，数千个项目集中签约、开工、投产，其中，仅开工项目就达1271个，总投资1.6万亿元。
同日，陕西省第一季度795个重点项目开工，总投资5646亿元，年度投资2285亿元；云南省举行了2023年一季度重大产业项目调度暨开工推进会，今年一季度计划开工项目675个，总投资1973亿元，年度计划投资764亿元。
在河北雄安新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到雄安新区的“轨道交通大动脉”建设正加紧进行。1月28日，雄安新区举行2023年一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活动，开工项目共43个，总投资416亿元。
1月31日，武汉市2023年一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举行，共有305个亿元以上重大项目参与集中开工，总投资3020亿元，涵盖了先进制造、现代服务、基础设施、民生改善和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
“推动经济稳定增长的各个动力或要素中，最重要的就是消费投资。而在投资领域，相关项目的开工建设问题尤为重要。”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向中新财经记者表示。
1月28日，雄安新区2023年一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活动现场。 刘向阳 摄“从目前情况看，各地行动都较为迅速，纷纷启动相关投资项目，这也体现了地方推动经济稳定增长的决心。”赵锡军认为，只要这种行动能够持续，不断取得成效，对今年经济的总体恢复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多地定下年度投资“目标”，新基建成重点
多地重点项目集中开工，同时，部分省市还公布了2023年全年重点项目投资情况。
如，广东今年将安排省重点建设项目1530个，总投资约8.4万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万亿元；福建确定2023年度省重点项目1580个，总投资4.09万亿元，年度计划投资6480亿元。
从近期各地集中开工项目以及披露的年度重大项目清单看，5G、特高压、城际高速公路、大数据中心等新基建成为投资重点之一。
除了公布重点项目投资计划，多地也针对2023年投资设定了“小目标”。
GDP总量连续34年居全国首位的广东，近日明确了“确保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基础设施投资和工业投资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的目标。
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阮青1月29日在发布会上表示，综合考虑重大项目安排及资金要素等保障，将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设定为增长5%左右，总规模将迈上1万亿元的新台阶。
被称为“最强地级市”的苏州，2023年也将目标设定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左右”。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综合室副主任杜月认为，发挥好投资的关键作用，有利于从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和扩大当期需求两个方面共同发力，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月29日，福建福州，中铁工人在滨海快线施工工地作业。王东明 摄“真金白银”安排上，确保项目顺利开展
推进重要投资项目的落地落实，发挥有效投资在高质量发展中的关键作用，需要“真金白银”的支持。
国家发改委日前表示，国家层面，春节前后将集中下达一批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新型基础设施领域重大项目建设。
国家发改委还提到，坚持“资金、要素跟着项目走”，继续用足用好推进有效投资重要项目协调机制的经验做法，统筹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等资金，强化要素保障。
争取资金支持，扩大有效投资，各地也在行动。
广东省发改委主任艾学峰近日在发布会上表示，将积极推动一批项目新增纳入国家相关规划和方案盘子，争取国家政策资金用地等支持，力争今年国家基于广东专项债额度超过去年。
近日，上海市政府印发的《上海市提信心扩需求稳增长促发展行动方案》中提到，用好国家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基金)、专项债券、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基础设施REITs等扩大投资政策和工具，加快2023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和使用，做好重点项目储备和申报工作。
在赵锡军看来，投资项目在建设期间，除了设计规划、可行性研究等前期工作外，真正操作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资金安排。“只有资金到位，项目才能顺利开展，形成有效的实物工作量。”
“因此，项目开始实施的时候，保证项目资金能够持续不断地供应，是地方政府和项目实施者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赵锡军称，就目前来看，在资金安排上，中央和各相关部门有各种政策支持，地方政府也会根据项目的特点、规模等，确定相关资金的供应方案和相应的一些安排。
近期，多地披露2023年预算报告。数据显示，多地2023年提前批专项债限额相比2022年有所增加。如，河北省预算报告显示，2023年提前批专项债额度为1286亿，相比去年增长73.8%。
赵锡军表示：“在当下，一个筹措资金的重要渠道就是通过债券市场发行债券，为重点项目的顺利推进提供资金保障。目前各地对于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筹措资金支持地方重点项目，均非常重视。”(完)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刘亮 当前，全球极端天气现象频发，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报告显示采取气候行动刻不容缓；新冠疫情冲击更加大了中低收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面对日趋紧迫的气候变化问题，全球气候治理如何破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增信释疑，更好地携手合作？为什么说“双碳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彰显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中国担当？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近日邀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与中新社记者刘亮就全球气候治理相关话题展开对话。  图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本人供图尼古拉斯·斯特恩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第一人，被誉为“气候经济学之父”。 斯特恩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人类所面临的风险。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大合作和行动力度。同时，发达国家要尽快兑现其在气候资金上的承诺。 谈及近年来中国的气候治理行动，斯特恩认为，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双碳”目标的提出则让中国迎来进一步展现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刘亮：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基石。在您看来，各缔约方在气候治理问题上遵循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何在？ 斯特恩：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它们对很大一部分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负有历史责任，并且也有资金可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应该意识到，要实现净零排放并防止全球进一步变暖，所有国家——无论富裕还是贫穷，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国家都将从可持续、有包容性和有弹性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受益。尽管在最初的框架中，绿色发展被视为一种成本更昂贵的发展模式，但如今，情况已明显有所改善。 刘亮：气候资金是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硬骨头”。此前，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但目前距第一笔气候资金仍有较大缺口。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如何更好地完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气候资金供资机制？ 斯特恩：富裕国家未能履行到2020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持增加到1000亿美元的集体承诺，这是一种背信行为，应尽快纠正。加拿大和德国政府在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简称COP)之前制定的交付计划表明，1000亿美元的目标应在2022年或2023年实现。但同样重要的是，较富裕国家当下应与较贫穷国家合作，大幅提升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水平。要做到这点，各方需要更进一步关注融资的组成结构，为投资创造环境，这些将有助于推动发达国家在未来几年更好地兑现其承诺。 刘亮：《巴黎协定》要求建立国家自定贡献(INDC)机制。但目前弥合INDC与温控目标之间的差距仍是谈判的难点。INDC会否动摇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石？在您看来，如何更好地弥合二者间的差距？ 斯特恩：《巴黎协定》承诺，所有国家共同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努力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净零排放。同时，科学研究也表明，将温控目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对气候问题很关键。但目前的“国家自主贡献”与这些目标并不一致，所有国家需要共同努力，进一步彰显承诺的雄心。 刘亮：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在此过程中，中国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您看来，中国过去和现在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表现有何不同？这种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尤其在过去几年，中国作出不少承诺。如承诺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并停止为其他国家的燃煤发电站提供资金等。与此同时，中国的作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的榜样作用也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迎来了进一步展现自己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如果中国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这将使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变得更容易，也将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好处。
刘亮：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外界有声音担心地方为了降能耗采取限产等激进措施，进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对此您如何看？ 斯特恩：“双碳”目标的提出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增长。 低碳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不矛盾。追求低碳目标可以以更强、更好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然而，向零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的转型确实需要妥善的管理，确保在转型过程中，要较为公平地处理富人和穷人之间，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例如，高碳企业的工人需要接受再培训，并重新分配到新的机构或单位工作等。 能源转型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就业机会。同时，清洁技术的投资和零碳转型的加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机遇，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 刘亮：目前距《巴黎协定》的签署已过去5年。面对疫情的暴发，您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后疫情时代，气候治理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斯特恩：在过去六年中，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日益影响我们的周遭环境。 我认为，许多国家现在可以看到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的吸引力。这场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以及为了走上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我们迫切需要扩大相关领域的投资规模。 从投资角度上看，目前，疫后经济复苏的投资是我们实现可持续、有韧性和包容性增长需要的投资方向。 刘亮：去年，COP26已在英国格拉斯哥落下帷幕。您如何评价此次大会取得的进展？这对今年的COP27大会又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COP26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包括中美两国就气候行动合作发表联合声明等。 但我们也知道，提交给COP26的经修订的国家自主贡献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仍有差距，富裕国家也未能兑现到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的承诺。 COP26取得的进展应促使各国在2022年底前提交更强有力的减排承诺，并共同制定一项新的气候融资计划，为未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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